——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副主任梁鹰

 

11日至12日，“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第十六次全国地方立法研讨会在武汉召开。

借此机遇，记者就有关法律体系形成、地方立法对法律体系形成的作用、地方立法今后的发展趋势、如何处理法律的稳定性与改革的变动性关系等问题，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副主任梁鹰——

判断法律体系形成有标准

记者：我们说今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年，那么法律体系形成的标志是什么？

梁鹰：这是如何从总体上判断法律体系形成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法律体系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说这个法律体系形成了，有以下基本判断标准：这个法律体系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都已经制定出来了，社会总体上做到了“有法可依”。与法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都已成龙配套，目前，我们已经制定了1部宪法及其4个修正案，236部法律、690多部行政法规、8600多部地方性法规。由这些法律规范所构成的基本法律部门已比较齐全，基本涵盖了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法律体系内部基本做到了和谐统一。

地方立法保证法律实施

记者：地方立法对法律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哪些作用、作出了哪些贡献？

梁鹰：地方性法规是法律体系重要的、有机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对上位法的细化和补充。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全国地方立法成果丰硕：制定省级地方性法规5079件，较大市的法规2500件，经济特区的法规237件，还有一些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地方立法在整个国家立法、国家法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地方立法中的实施性立法，保证了法律的实施、维护了国家法制统一，从全国来看，地方立法中，实施性立法占到一半以上；地方立法中的先行先试立法，为全国立法积累了经验，丰富了立法实践；地方立法中的自主性立法，保障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如养犬的规定、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等，都是纯粹的地方性事务，国家法律不便也不可能加以规定。

地方立法面临新任务

记者：法律体系形成后，地方立法的发展趋势如何？

梁鹰：法律体系形成后，对这个体系完善的任务将更加繁重，随着国家立法工作重心的调整，地方立法也将肩负着新的任务：首先，要进一步与国家立法保持一致，这也是地方立法永恒的任务。其次，地方立法要从制定规则为主转向完善规则为主；从经济立法为主转向社会领域立法为主，包括关注民生的立法、保障公民权益的立法、促进社会和谐的立法等；从管理型立法转向服务型立法，更多地突出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约束和规范；从更多地关注建章立制转向保障法律的有效实施；从更加注重“有法可依”转向“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妥善处理立法与改革的关系

记者：我们知道，法是对实践经验的定型化，改革开放又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30年来，我们是如何处理法律的稳定性与改革的变动性的关系的？

梁鹰：二者间确实有一定的冲突，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一直以来，也是各级立法机关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改革要求破旧立新、打破原来的条条框框，强调变动。而法律恰恰强调稳定性、权威性，不能朝令夕改。实践中，我们这样处理立法与改革的关系：对于改革已经成熟的经验，通过立法固定下来，肯定改革成果；对还处于探索阶段的做法，又需要做出规定的，法律一般只作原则规定，为改革留下空间；对条件还不成熟、各方认识不一致的，暂不制定全国性法律，待条件成熟后再作补充完善。（摘自湖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