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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不够 人才不够是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来源:湖北人大网   时间:2010-03-24 09:06   [收藏] [打印] [关闭]

岑 少 宏

我们的社会由过去封闭走向开放,我们的立法由过去关门立法走向开门立法,通过媒体、网络吸收公民广泛参与,问计于民,问政于民,汇聚民智,使得公民的好意见、好建议被吸纳,成为各级领导机关决策的一部分,他们与老百姓的心贴得更近了,这就是进步,这也是民主。

改革开放30年,湖北同全国一样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这里不过多地论述过去的成就,而是重点研究问题,我们与走在前列的省份相比,还有差距。湖北省是从2007年第七届全国百强县(市)的名单中淘汰了,到2009年7月26日在长沙召开的2009全国县域经济科学发展交流年会上,第九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名单揭晓,湖北已连续三届榜上无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形势逼人,形势催人。省委书记罗清泉在中共湖北省委九届五次全会上指出:“当前发展不够、发展不足仍是湖北最大的实际,进一步加快发展、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是人民群众最大的愿望。不管经济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加快发展的决心不能动摇、步伐不能放缓。”第九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主要分布在18个省(市、区),中部省份河南和湖南已遥遥领先,其中江苏省27个,浙江省26个,山东省26个,福建省8个,河南省8个,河北省5个,辽宁省5个,湖南省4个,广东省2个,山西省2个,内蒙古自治区2个,江西省2个,陕西省2个,吉林省1个,黑龙江省1个,上海市1个,四川省1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个。在全国百强县(市)中,江苏、浙江、山东三省占的比例最大。

一、湖北文化建设缺乏人才,经济建设同样缺乏人才。实现我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最大的“短板”是人才问题。社会的竞争,经济的竞争,市场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省委宣传部长李春明同志不久前给省委党校学员讲课,题目叫《着力推动湖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他在谈到人才队伍建设时指出,“当前,懂文化、会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紧缺,要着力建立完善文化企业家、文化经营人才等稀缺人才的培养机制,真正做到尊重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笔者听后受教育、受启发,文化战线缺乏人才,那么我们联想分析经济建设主战场,也同样缺乏人才。湖北发展不够,问题在哪里?透过现象看本质,本人认为症结在人才。发展不够是结果,人才缺乏是主因。纵观社会各方面,人才大致可分为3类:企业经营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党政人才。企业经营人才是我省人才结构中缺口大、最薄弱、尚未引起各级领导重视的一个环节。我们不仅需要大批会读书、会学习知识、会应试的人才,也需要大批实践能力强,有头脑,会运用知识,会创新,会开发,会经营,会管理,会驾驭复杂的市场、在竞争激烈的大风大浪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领军人物、做强做大企业的掌门人,也就是经济文化建设中的“帅才”、复合型人才;我们不仅需要培养一大批会学习的“状元”,也需要培养一大批会办企业为社会创造财富的“状元”。著名青年企业家王均瑶生前讲过一句名言:“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不能只靠胆大妄为东奔西撞,也不可能是在学院的课堂里说教出来的,他必须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摸爬滚打,在风雨的锤炼中长大。”为国家贡献大量税金、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的工商老板、私营业主、企业家,这类人才是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中最缺乏、最急需的人才。正如俗话所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们至今仍然没有走出古人所总结的这条规律,这充分说明人才的难得和珍贵。

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一般都是按党政干部系列进行管理使用的,这一块是比较稳定的。随着非公有经济成份日趋扩大,尤其是县域经济以民营经济为主,因此非公经济的老板、企业家承担的责任更大,作用也更大。据我省2007年的统计,县域民营经济占全省县域经济的比重达到60%以上。一个县、市有几个像四川新希望集团刘永好、武汉市百步亭集团茅永红那样的大老板,穷县就可以变成富县;吃饭财政,可以变成上缴财政。事实已经证明,凡是民营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老百姓生活水平就提高得比较快,而民营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老百姓生活水平就提高得慢。民营经济是一个富民经济,是一个靠能人驾驭的经济。这些年江苏、浙江、温州等省市,为什么发展比较快,就是老板多、企业家多,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就拿浙江来说,99%的企业为中小企业,而这些中小企业中90%以上是非公有制企业。 2006年浙江省民营经济增加值为9898.85亿元,占全省GDP的比重为62.9%,其中个体私营经济为8639.61亿元,占GDP的54.9%。1979——2006年,按现价计算的浙江民营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长19.0%,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年均增长28.9%,大大快于GDP的年均增长速度。民营经济已成为全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民营经济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民营经济成为增加就业的重要渠道,2006年浙江非公有经济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69%;二是民营经济成为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2006年浙江税收收入47.7%来自民营经济;三是民营经济成为外贸直接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浙江民营经济的出口总值占全省出口总值的44.8%;从统计资料来看,2006年浙江个体私营经济总产值12546.9亿元,销售总额(营业收入)9846.9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额4367.6亿元,个私外向型经营户全年实现出口创汇额2507.2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8.8%、8.75%、11.9%和21.1%。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等最能反映民营经济综合实力的指标,浙江位居全国第一①。

2006年全国工商联第九次上规模(营业收入在2亿元人民币以上)民营企业调研结果表明,在全国500强民营企业中,浙江占203席,上榜企业总数已连续9年居全国首位。中国社科院公布的全国民营企业自主创新50强,浙江占19席;全国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十大领军人物,浙江省有4位。可见,浙江民营经济在全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温州市民营企业占97%,民营企业家对当地的贡献非常大。温州人不怕吃苦,不怕困难,不怕挫折,不怕失败,不浅尝辄止,百折不挠,锲而不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的确值得湖北人学习。不得不指出,正是这种精神,使很多普通温州人能够成长为大商人、大老板的非常难得的内因条件。在发展民营经济的过程中,造就了一大批温州企业家,不少人只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程度,经过市场经济的历练,在实践中锻炼成长为管理几百人、几千人,年产值几十亿元企业的领军人物②。来自全国工商联2009年初的统计显示,中国一半以上的GDP已经由民营企业创造,直接或间接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在民营企业就业的人数已经达到约1.5亿人,而且,每年还继续吸纳着80%以上的新增就业人员。民营企业已经成为社会就业的主渠道,中央关于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措施的落实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民营企业、靠广大中小企业。对于中国来说,就业是民生的第一大问题,无论大学生还是农民工,就业不仅关系到他们的生计,还关系到他们的尊严,维系着家庭和社会。由此观之,没有企业家,就没有创业,没有创业,就没有就业,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其结果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企业家不仅为社会创造财富,而且还给人们提供了饭碗。可见,企业家在社会中的作用不能说不重要。不少地方因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出现招商难,同时本地的老板、企业家又没有成长起来,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应从实际出发,充分利用本地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从基础工作做起,从培养小老板开始。不要眼睛只盯着大老板,看不起小老板,大老板都是从小老板成长起来的,没有小老板就没有大老板,小老板多了,就业就多了,税源也就多了,财政收入也就会逐步增加。全国中小企业占经济的分量越来越重,解决了70%就业。因此要高度重视和着力培养本地的创业领军人才,让他们承担起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大任,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

二、要像培养党政干部那样,大力培养企业家,建立健全培养机制。要想发展快一点,须想方设法把企业家培养多一点。事实证明,一个地方只要拥有一批优秀企业家、工商老板这样的一流人才,不论环境如何困难,不论条件如何不如人意,他们都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伟业。正如《游击队之歌》里唱道的,“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变强,这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真实写照,它深刻揭示了人才的决定性作用。

要提高认识,转变观念,企业家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处在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其他任何群体所不能取代的,是难得的一流人才。不难分析,拿一个贫困县来说,就算配备了最优秀的党政一把手,如果这个县没有几个有实力的企业家,那么这个县贫困落后的面貌仍难改变,经济上不会有任何起色。去年1月13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李鸿忠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时强调,要“增强‘产业第一,尊重企业家’的意识。”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小企业发展极为不足,是我国目前中等收入水平人口少、经济内生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我国目前每千人拥有企业11个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5个左右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25个左右的水平。”因此,应当将培养企业家的工作列入有关机关的议事日程,谁抓住了这项工作,谁就主动,谁就抓住了未来。目前对非公经济的工商老板、企业家的培养工作十分薄弱,这方面的人才处在自然生长,自生自灭的状况,靠自然成长起来很难,首先经常碰到的就是见穷人瞧不起,见富人就眼红的不健康社会心理,有的因得不到有关方面的帮助,决策失误而夭折;有的小富即安,见好就收,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有的因受到不公正待遇和歧视,想扩大规模、继续发展,举步维艰;有的致富后骄傲自满,吃喝玩乐,没有把钱用在正当的事业上;有的缺乏保健意识,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加上生意忙,无暇顾及自己身体健康,英年早逝;有的不懂法,社会公德和法制观念淡薄,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等等。古人说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老板也是人,人在成长过程中不会没有“过”,不可避免“过”。正因如此,当问题出现苗头后,如果这时有个组织或领导出面提醒一下,约束一下,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恐怕结果会有所改变,毁掉的人可能会大大减少,因此需要制订有关制度引导和进行必要的社会监督。因为企业家,是特殊的群体,对人的素质要求非常高,一项决策失误,就可导致倾家荡产。从一个普遍人能够顺利成长为大老板是很不容易的,承担的责任和风险超出常人,不是人人都能当老板的。一个成功的老板,既要有良好的道德意识、法律意识,又要有很强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决策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我们一方面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尽最大努力多招多引,另一方面我们要立足本地,扎实做好本地企业家的培养工作、引导工作和服务工作,做到双管齐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建议充分发挥各级组织人事、工青妇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以及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善于做工作,先从从事工商业的年轻的个体老板、私营业主中发现一批好苗子,跟踪培养,培养他们入团入党,参加党组织,接受党的教育和培养。同时要做好现有企业家的工作,稳定队伍,留住人才,尊重人才,爱惜人才,用好人才,热心为他们排忧解难办实事,心为他们所想,急为他们所需。真正做到在他们痛苦的时候送去爱心,在他们困难的时候送去关怀,在他们失望的时候送去希望,在他们犹豫的时候送去帮助,在他们出现不良苗头的时候送去提醒,避免出现大错误、大灾祸,既挽救人,又挽救了企业,同时也维护了社会稳定。

这里不妨列举3个小例子,进一步说明在艰难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家离不开社会的关怀和帮助。

1、在财富和荣誉的背后,年仅38岁的企业家——王均瑶,英年早逝,令人扼腕。王均瑶何许人也,他是温州龙岗人,16岁时,因家庭贫困就辍学离开家乡,在长沙一带闯荡江湖跑五金和印刷业务,赚点小钱。1988年,王氏三兄弟开始合伙做生意,在创业过程中他们从事过各种行业,例如在广州批发牙膏、牙刷,回到温州包装后再出售给宾馆。通过经营酒店业、印刷业等,王家三兄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王均瑶是均瑶集团创始人,均瑶集团有航空、乳业和置业投资三大板块,集团总资产35亿元。王均瑶是全国政协第十届委员、全国青联委员、浙江省青联常委、第六届上海市浙江商会会长,多次被浙江省授予“优秀私营企业家”和“先进个人”等称号。王均瑶是新一代民营企业的领军人物之一,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这不仅是王氏家族的重大损失,也是国家的重大损失。他的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方面在于他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其命运关系到身后企业的兴亡和家族的旺衰;另一方面,王均瑶之死不是孤例,而是一个现象,反映出中国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在精神、体力上普遍过劳状态和不合理的生活方式,最后导致悲剧的发生③。

2、事业蒸蒸日上,在成绩面前飘飘然,头脑发热,导致失误而破产,颇具戏剧性色彩。话说刘宗朝,当时他是重庆市家喻户晓的改革先锋、十大优秀企业家,他1988年创立国光集团,担任总裁,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将一个手工作坊壮大成巨型产业集团。刘宗朝曾经是被媒体讴歌的大红人、改革开放的领头雁,当时社会上有人卖他个人肖像照,每张8元,售卖者提成4元。照片印制了40万张,基本卖完了。面对成功,刘坐不位了,好出风头,好大喜功,开始盲目投资,集团斥资亿元在江北征地,准备建成全国最大的中药生产基地。由于决策失误,1994年前后,国光集团资金链断裂,国光集团亏损的消息披露,参与集资的市民纷纷上访,刘宗朝突然消失。1996年3月,他被警方从北京带回。随后,法院以渎职罪将刘宗朝判刑4年,国光集团破产。如今,刘宗朝父母双亡,没有子女,被判刑前已被开除党籍,妻子及弟弟等亲人相继去世,孤单一人,靠低保金生活,疯疯癫癫,整日捡垃圾或在屋里整理发霉的报纸。2009年7月医生诊断刘宗朝大脑萎缩,已清算破产的原重庆国光集团部分职工得知这一消息后自发倡议,为刑释的原总裁刘宗朝募捐治病、解决生活困难。从当年一个独自去了一趟美国,回后就到电视台演讲,反复声称“到美国去,做一个潇洒的中国老板”,气壮如牛,好不风光的刘宗朝,在顺利的时候忘乎所以,头脑发热,决策不慎,不几年的功夫沦为阶下囚;从一个大名鼎鼎的总裁到拾荒度日,这其中的教训令人深思④。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责任。

3、人可以被高考淘汰,但不能被社会淘汰;人的成功不是高考这条唯一的“独木桥”,而是成功之路有千万条等待着你去选择。20年前遭遇高考落榜挫折的河北廊坊王玉锁开始骑着单车卖煤气罐,后来自己靠拉卖煤气罐积累的第一桶金开办第一家企业——夏利汽车出租公司时,他身边只有18位伙伴,然而历经打拚和不断发展,他的企业如同滚雪球般不断成长,他的事业版图里不断出现新的产业、公司以及新的工作伙伴。王玉锁并不会想到,20多年后,他成为一家维系2万多人衣食住行的企业的“总司令”。王玉锁现在是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这家由他一手创立的集团,拥有24000多名员工,旗下拥有中国市场覆盖范围最大的民营天然气公司,在为全国70多个城市提供每日生活起居必备的燃气的同时,产业还涉及能源服务、能源化工、光伏、生物能源等多个新能源产业。今年9月王玉锁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公司的成长,他的内心一直感到不安:“以前总考虑,企业如果做不好,自己怎么对员工交代,怎么对家庭交代,怎么对银行交代。”这是一个对社会有高度责任心的企业家真情表白,他的不安一直到新奥燃气在香港上市之后才开始消退,王玉锁说:“假如有一天自己能力不行了,也可以把股份转让给有能力的人。这样,员工们还有饭碗。”⑤因此,这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处在顺境之中的像王玉锁这样成功的企业家,社会各方面尤其是商会和行业协会,不能忘记给予企业家应有的关爱和真诚的帮助,在人生的重要路口,要乐于善意地提醒,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尽量避免迷失方向,走错路,好人犯大错误,使优秀企业旗不倒,人不垮,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还有一个问题,古今中外大量富贵家族兴衰史表明,无论哪个行业,沿续富裕状态的时间,很少有超过三代的,叫“富不过三代”。葡萄牙社会有“富裕农民——贵族儿子——穷孙子”的民谚;西班牙也有“酒店老板,儿子富人,孙子讨饭”的说法;德国人则用三句话“创造,继承,毁灭”来概括三代人的不同命运。统计显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家已经超过了300万,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95%以上的中国民营企业家面临青黄不接。有研究表明,目前国内富人家族的孩子中,只有约10%的子女继承了父母的优良品质,成为积极向上、勤奋好学的人,有望接过上一辈的“接力棒”。对不少富有家族及企业来说,不是富不过三代的问题,而是能否富过两代的问题。统计数字说的是全国,湖北的情况也包含在内。对私营企业接班人的问题,应引起社会和有关组织的重视,采取什么方法,利用何种形式,既尊重和保护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又帮助这些企业老板渡过难关,有利于调动各方当事人的积极性,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也是需要研究和探索解决的课题。

为了加强培养和引导工作,积蓄我省的发展后劲,可以依托各级行政学院这个比较健全的教育培训体系,分层次对一定规模的当地企业家、老板这类创业领军人才纳入培训范围,缺什么,补什么,根据这个群体的需要,有针对性地邀请在管理理论和实践方面有较高造诣的专家学者或企业高管来授课,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管理等方面的素质,而法制观念和管理素养的“先天性缺陷”是制约当代中国创业领军人才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最突出因素。创造条件,走出家门,开阔视野,丰富知识,感受氛围,参观学习国内外一流的企业集团、大公司,使他们的思想观念与国际接轨,做到与时俱进。同时要致力提高他们的身心素质。一方面,要注意关心创业领军人才的身体健康,定期为创业领军人才组织开展免费体检活动,建立健康档案,进行健康咨询。另一方面,要注重引导创业领军人才树立正确的财富观、人生观,可通过各种途径,组织他们开展回馈家乡、回馈社会、关注弱势群体的活动,在推动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中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营造有利的创业发展环境。

上述问题是本文提供的一些基本思路,有必要用政府规章或法规的形式加以规范和明确。

三、解放思想,敢为人先,是制定企业家成长促进条例的关键。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指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法律上的“平等”保护和经济上的“平等”竞争,这“两个平等”,是十七大在所有制理论上的最大亮点,是非公经济理论的又一次飞跃,也是我们制定企业家成长促进条例的指导思想。为了认真贯彻十七大精神,落实“两个平等”的要求,解决非公经济经常在夹缝中生存的问题。一要解决准入上的不平等,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二要解决资源配置上的不公,革除一切影响非公经济发展的体制弊端;三要解决价格、税收、融资方面的差别待遇,改变一切束缚非公经济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四要清除舆论环境上的歧视,冲破一切妨碍非公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真正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外省、市在促进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和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方面一些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在广东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凡是国家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搞,“法无禁止即自由”,凡是可以变通处理的都可以灵活地处理。举一个公司注册的小例子,广东省工商部门对公司注册采用变通办法,达不到注册资金起点的,注册为中心、企业、会所等等。由于认识统一,各部门紧密配合,主动出台政策,形成了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家创业、民营经济发展的氛围和合力。这与内地人的思想观念大不相同,内地的作法是,政策法规、红头文件规定可以搞的才能搞,没有规定但可以搞的都不能搞,两者的差异形成了鲜明对比; 2003年2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从政治待遇、扶持重点、资金支持、企业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发展环境和组织领导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还包括省财政5年内拨出20.45亿资金用于扶持民营经济发展;温州市政府在发展民营经济过程中,坚持从温州的实际出发,走出了一条适合温州发展的新路子。从宏观上引导,把握发展方向,着力培育民营企业成长壮大的土壤,在微观上放手让民营企业自主发展,行业自律,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还巧妙地运用了“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工作策略,有力地推动了温州经济的发展⑥。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无论做什么工作首先涉及到的就是指导思想问题,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实践,当发展不够的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及时反思,及时总结教训,找出真正的原因,仍然按照过去的指导思想做工作,那肯定不会有好的效果。这时,我们就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世俱进,与时俱进,突破“两难”。一是突破形成共识难,很多事情不能怪人不努力,而是人们的认识不一致,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未形成共识,导致力量分散,最后的结果一事无成。二是突破起草难,对一部法规的起草,从框架结构到内容一般都有一个由粗到细,由浅到深,从感性到理性,从局部到全面的认识过程,开始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人们的统一认识是在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再修改完善条例草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新的形势,新的实践,呼唤新的规范。制定企业家成长促进条例,可以有效地解决企业经营人才缺乏这个“短板”,就能够从制度上保障创业领军人才在荆楚大地上雨后春笋般健康成长起来,使他们更好地为湖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施展自己的才华,努力实现中央和省委提出的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目标,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①参见2007年12月26日中国统计信息网《民营经济成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引擎》

②参见李明璞《地方立法与地方民营经济发展研究》,2007年6月武汉出版社《地方立法问题研究》

③参见谷峰《健康必读》2005年第01期

④参见2009年8月4日楚天金报《知名总裁刑释后拾荒度日》

⑤参见2009年09月29日第一财经日报《民营经济是富民经济》   

⑥参见李明璞《地方立法与地方民营经济发展研究》,2007年6月武汉出版社《地方立法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