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近些年究竟呈现怎样的态势？怎样才能真正提高全体人民的消费质量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从衡量消费升级的指标可以看出我国消费领域“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客观存在，从而说明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入手，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的重要性。

    衡量消费升级的指标有三个，一是人均GDP；二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三是恩格尔系数。我国人均GDP在2015年就超过8000美元，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也是呈上升态势，恩格尔系数逐渐下降。可是，我国的消费仍存在着一些结构性问题，全面升级尚需时日。

    首先，人均GDP虽已达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

    收入差距过大，全社会要共同实现消费升级是非常困难的。目前由于收入的贫富悬殊体现在消费上就呈现以下态势：一是高端消费品供给不足。中国奢侈品消费全球第一，但由于国内供给不足导致境外消费占比高，直到2016年国内奢侈品消费额才达到23%，表明海外消费者有回流迹象。二是低端消费品产能过剩。低收入人群不能不敢消费：收入低，不能消费；保障低，不敢消费。导致低端消费品价格疲软，产能过剩。三是中等消费品基本饱和。从物质层面来讲，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基本饱和。而中等收入群体在我国总人口中占比50%左右，需要进一步拓宽他们的消费渠道、提高他们的消费质量。

    其次，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GDP中所含的居民收入份额低于所有发达经济体，而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消费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尽管从2008年以来我国的消费一直是比较稳定的（10年时间从18.3%稳至10.4%），但是居民人均消费增速呈下降趋势：2015年为6.9%、2016年为6.8%、2017年上半年为6.1%，这是由于我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下降：2017年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由8.4%下降为7.0%。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我国经济仍然是靠投资拉动；二是我国社会保障水平低导致居民储蓄率高消费下降。

    第三，恩格尔系数作为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是指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它真实反映了经济发展、收入增加对生活消费的影响程度。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表明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居民消费结构逐渐改善。但是有关研究表明，处于不同恩格尔系数的人群其生命质量是不同的，恩格尔系数越高则生命质量越差。消费全面升级，需要降低各类人群的恩格尔系数，真正提高全体人民的生命质量。由此可以看出，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入手，解决我国消费领域“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是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的关键。

    二、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所有经济工作的出发点，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从我国宏观数据看，我国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我国目前的消费水平、消费质量、消费层级尚存在许多结构性的问题，因此，要以人民为中心，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需要做出以下政策调整：

    一是降低投资增速，提高消费率。投资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但是一些过度投资对人民的消费是没有多大促进的，甚至有些投资对于人民的消费质量有负面的影响，因此要降低投资增速、注重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就需要降低投资增速，提高消费率。

    二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生产决定消费，这些举措也将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更有利于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因为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消费会反作用于生产，并会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生重要影响。

    三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的基本保障。教育、医疗、住房支出过多使得人民的生活成本提高、生活压力增大，当人民面对现实需求和未来不确定性双重压力的时候，只得降低消费、提高储蓄，以备不时之需，所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解除人民后顾之忧，有利于促进消费，有利于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四是以人民为中心，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的基本前提。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精准赋税政策、精准扶贫项目等，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中低群体的收入水平。但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规定，要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具体建议是：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

    三、全面提升消费质量

    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全面提升消费质量。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因此，我们在提倡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时候，一定要把人民的消费质量放在首位。全面提升消费质量也需要解决消费领域“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此——

    一是让民众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和让居民对未来收入充满信心。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收入水平决定消费能力。从收入与消费的关系来看，要促进人民消费、提高消费质量，不仅要增加居民即期的可支配收入，还要通过可信承诺让居民对未来收入充满信心；不仅要让居民有消费能力，让民众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和永久性收入，而且还要有科学的消费观念、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还要让消费得起，还要消费得放心。

    二是不仅要增加人民的消费能力，而且还要增加人民的消费时间。居民有了消费能力，是否有时间去消费？ 我国《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了每日的劳动时间，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中，内在追求与外在压力双重作用之下，有多少人不需要加班工作？除了工作时间，家务劳动、子女教育、老人照料，甚至自己的培训提升都需要大量的时间。人们工作与家庭的矛盾冲突大多源于时间上的冲突。随着科技进步、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电子商务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居民购物消费的时间，可是随之而来的沟通交流时间、处理纠纷时间等等也在增加。消费体验和消费质量是消费时间的函数，增加消费时间也可提高消费质量。

    三是要不断增加人民的闲暇消费。从居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角度出发，不仅要让居民有能力有时间消费，更要让居民进行更多的闲暇消费，才能真正提升消费质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所谓闲暇消费，指在闲暇时间内进行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马克思把闲暇称之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供自己发展的时间”“为个人发展充分的生产力，因而也为社会发展充分的生产力创造广阔余地的时间”。概括来讲，闲暇时间就是指人们的全部生活时间减去必需的生存时间（吃饭、休息等）和必要的工作时间（上班、家务等）之后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要提高消费质量，促进闲暇消费，除了经济上的支付能力之外，拥有闲暇时间是最基本的前提。据调查显示，我国居民拥有的闲暇时间呈现如下特征：从年龄上讲，20岁以下的青年，由于学习压力大，闲暇时间较短；20-40岁人群，由于工作压力大、家庭负担重，闲暇时间也较短；40-60岁人群，工作和家庭相对稳定、闲暇时间较为充裕；60岁以上的人群，有充足的闲暇时间。可是，从消费意愿来讲呢？40岁以下的人群消费意愿较强、消费方式多元；而40岁以上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群则是消费需求不足、消费方式单一。这就导致居民在闲暇消费上出现结构性的问题。大力推进闲暇消费、发展闲暇消费产业、提高闲暇消费质量，不仅有利于优化消费结构、扩展消费渠道，而且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