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乡风文明助力乡村振兴

——坚定文化自信专家讲习之八

提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2018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讲习嘉宾

    贺雪峰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乡村治理研究和乡村建设实践，长期坚持实地调研，在城乡治理、农业政策、土地制度、社会政策、社会理论、基层政治等研究领域发表了大量原创性著述。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谈到乡村振兴战略时，“乡风文明”是题中应有之义。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又强调要“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乡风文明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乡风文明有着怎样的地位和作用？

    贺雪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落实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要在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大局中合理定位城乡关系，准确认识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状况，全面了解广大农民内在需求，使相关决策设计与政策措施兼具前瞻性与现实性，调动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社会各界力量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使乡村振兴全面惠及亿万农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农村事业获得历史性发展。受益于国家宏观经济长期高速发展，广大农民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分享经济发展红利，生活水平迅速改善，农村面貌日新月异。随着农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农民的社会文化生活需求也将更加迫切，这正是乡村振兴战略中乡风文明建设的要求。乡风文明，首先是让农民生活有意义的基础。它体现为农民在村庄良性的社会竞争中，获得体面的生活价值与人生意义；体现为农民在村庄亲密的社会交往中，享受充实的人情温润与社会支持；体现为农民在村庄健康的休闲生活中，体验积极的身心愉悦与情感交流。乡风文明，还是让农村社会有秩序的基础。它体现为农民家庭生活中，家庭关系和睦，尤其是老年人得到尊重和赡养；它体现为农民在重大人生事务和节事活动上，互帮互助，传统习俗得到创造性的继承与发展；它体现为村庄里的闲事有人管、公事大家办，正气得到伸张，歪风受到抑制。乡风文明，是从农民家庭到整个乡村社会的文化软环境的建设，它为农民生活和农村发展提供着最深层的价值源泉和文化动力，是乡村振兴的保障。

乡村文明，巨变中的创造性转化

    记者：我们也看到，在一些农村地区，不良风气、陈规陋习还相当程度地存在，天价彩礼、大操大办、厚葬薄养等问题比较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说：“家庭人伦等值得珍视的东西，在城镇化过程中，在农民进城的大迁徙中受到了冲击。这个冲击不可避免，但在这个过程中不能泯灭良知人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该如何认识这种不可避免的“变”和不变的关系？

    贺雪峰：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两会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实施乡村振兴，要科学把握各地差异和特点，注重地域特色，体现乡土风情，提出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乡村振兴，切忌一哄而上，文化建设，尤忌千村一面。在这个意义上，对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来说，因地制宜推动以乡风文明为核心的乡村文化振兴，大有文章可做，也最有文章可做。

    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乡村社会一些优良的文化传统在城镇化和人口迁徙流动中受到了巨大冲击，这既是乡村文化振兴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必然面临的困境。乡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包括伦理文化传统，是建立在人口流动极小、社会变迁缓慢且没有外部强势异文化冲击的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当下的乡村社会，外有现代性的强势异文化冲击，内有空前的社会流动，乡土社会边界大开，一切以稳定为传承前提的文化都面临拷问、挑战和冲击。农民在文化上的弱势地位，使其很容易不加反思地接受外来文化，甚至笨拙地模仿和引入外来文化。迫切的现实生存和社会竞争的需要，更加助推传统伦理文化和乡土文明的解体，以及功利文化、轻浮文化的侵入。这些年一些地方的农村出现老年人赡养问题、红白喜事上大操大办甚至出现低俗仪式、天价彩礼嫁妆、赌博、地下邪教等等，都是这种表现。

    巨变的时代，文化变迁是必然的，关键是客观理性地认识并加以辨析。其一，从消极性的方面看，确有孝道衰微、仪式低俗化等问题，但另一方面，个体的解放和独立，一些陈规陋习如重男轻女等被摒弃，也是不容忽视的积极一面。积极与消极本就是事物两面性的必然，我们不能偏执一端，所要做的只是矫正实践中过度极端化的东西。其二，一些文化习俗的变化是农民因应现实需要主动权变的结果，比如家庭分工造成的家庭生活不完整以及伦理义务的缩减，比如青壮年劳动力外出造成的村庄传统公共仪式活动简化甚至取消。这些变化在城镇化过程中难以避免，无须过度紧张，更不要厚古薄今。其三，还要注意区分文化变迁中“形变”与“神变”的关系。有些外在形式变化，但积极健康的精神内核仍在，这种变化就是积极的。有些外在形式没变，但精神内核已被替换或消失，这样的所谓文化可能只会成为供外人赏玩与怀旧的“景观”，而与农民实际生活无关。还有一些因应新的精神需要而创造的新的文化形式，更要仔细甄别。总之，面对乡村文化的巨变，不可掉以轻心，但也不要厚古薄今，我们要做的是深入到农民的文化实践中去，具体深入地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引导和实现乡村文化文明在创造中转化，在传承中创新。

文化振兴，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记者：风俗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有其形成和发展的规律，移风易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焕发乡村文明，应该如何把握重点，突破难点，并形成涵养乡风文明的长效机制？

    贺雪峰：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既要实现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的现代文明在乡村社会落地生根，还要注意传承创新本土性地域性的乡土文化，既要着力解决农民群众最迫切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和乡村社会最突出的文化问题，也要着眼长远，致力于培育和创造兼具历史厚重感和未来前瞻性的新型乡村文化。

    乡村文化振兴的突破口在于，瞄准重点人群，聚焦突出问题，回应现实需求。乡村社会的重点人群是常年在村的老弱妇孺群体，也就是俗称的“三留守”人员。他们是乡村社会中相对弱势的群体，与外出务工经商的青壮年群体又有着紧密的社会关联。他们有丰富的闲暇，旺盛的文化生活需求，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文化生活质量直接关涉到其他群体的生活品质乃至人生预期，并直接影响着乡村社会的文明程度。以他们为重点人群，乡村文化建设就有了实实在在的抓手和载体。他们的需求便是最需要回应的需求，他们反映的问题便是最突出的问题。最主要的两条是，一是从具体的移风易俗入手，刹住赌博、大操大办、低俗仪式等歪风邪气，弘扬积极健康的文化风气；二是通过基层组织将老人、妇女等组织起来，自己动手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丰富闲暇生活，彻底改变农民有钱有闲却没意思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匮乏状况，从根本上阻断低俗文化甚至邪教传播的渠道。

    乡村文化振兴的长期任务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点的社会主义乡村文明。在解决现实问题、回应农民需求的同时，要将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同乡村社会特点结合起来，注入到具体的工作实践当中，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深植到农民文化生活中，逐步引导和培育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点的新型乡村文明，真正开创乡村文明的新气象。这样的新型乡村文明，是对传统农耕文明的创造性转化，是对现代文明的有主体性的改造吸收，它能够让亿万农民获得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价值，又能够给每个人安身立命的人生意义。

    乡村文化振兴的长效机制在于政府引导和农民参与。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动员一切积极的力量，但最关键的还是政府的引导和农民的参与。政府要从化解突出现实问题，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入手，更要注意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主动性。要注意把握引导教育农民和放手发动农民的平衡，注意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与农民自我供给的边界，真正建立政府积极引导农民广泛参与的乡村文化振兴长效机制，最终实现以乡村文化振兴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才忠）